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顯赫歐洲私人珍藏拍賣專場中的重量級拍品將首次對外亮相。 「歐洲私人珍藏中國藝術珍品」專場將呈獻18件私人瑰藏精品，涵蓋康雍干三朝盛世的御用瓷器、掐絲琺瑯器、玉器和壽山石等古代工藝精品，部分藏品近五十年從未在市場上出現過。
「宮廷御珍」專場則將呈獻精美宮廷銅胎掐絲及鏨胎琺瑯器以及文房器共19件，當中有以仙鶴、太平有像、吉祥神獸等吉祥題材的作品，亦有以仿古紋飾為題材的宮廷陳設用具等。 另外值得矚目的是一對清中期紫檀雕西番蓮紋博古圖大屏，傳由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收藏，其尺寸碩大，紋飾帶有濃厚的西洋風格，為同類作品中頗為少見一例。
「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專場則涵蓋共25件精選古代工藝品，重點展品包括一件原為胡惠春家族1985年之前收藏的清乾隆仿官釉雙系三足魚簍尊（估價: HK＄ 500萬至700萬），署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書款。 出生于上海的胡惠春（1911-1995）乃中國鑒藏界之佼佼者，「暫得樓」樓主，一生醉心中國藝術，曾將私蓄珍藏慷慨捐贈上海博物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并成立香港著名收藏家團體敏求精舍。
精選拍品：
「歐洲私人珍藏中國藝術珍品」專場
清雍正 窯變釉太極八卦紋抱月瓶
「雍正年制」篆書刻款
估價：HK＄ 3.5 million - 5 million
來源：于1970年7月17日購自倫敦古董商Sydney L. Moss, Ltd., 并由家族繼承
重要歐洲私人收藏
扁圓身，直口，雙螭耳，圓角長方形圈足。 頸部一道凸弦紋，腹部兩面中央膜印太極，周圍凸飾八卦一圈，器身兩側各飾二乳釘紋。 器身通體施窯變釉，紅、紫、藍、月白色相間，釉面垂流自然。 底部刻「雍正年制」四字篆書款。
雍正一朝所見太極八卦抱月瓶多為仿古釉，然僅見仿官及哥釉者，而仿鈞釉者目前僅此一例。
抱月瓶又稱為扁壺，其器形可追溯至明初，而最初原型則是參照伊斯蘭金屬器，見John Alexander Pope，〈An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Muslim Style〉，Richard Ettinghausen 編，《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n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Kühnel》，柏林，1959年，頁357-375。 窯變釉是清雍正時期景德鎮御窯廠仿宋代鈞窯玫瑰紫釉而繁衍出的顏色釉品種，采用兩次或多次上釉的方法。 釉料中除銅外還含有微量的鈦或鈷、錳、鐵等呈色元素，在1280至1320℃的高溫還原氣氛中，各種金屬粒子自由結合，形成斑紋。 由于銅元素的不穩定，窯匠需要有足夠的能力把握窯溫及窯內氣氛，以達到最完美的呈色。
根據清宮檔案記載，雍正帝于雍正三年(1725)及雍正六年(1728)命宮中人員辨識清宮舊藏鈞窯瓷器，并下旨仿燒宋鈞釉瓷。 唐英于雍正七年(1729)曾派吳堯圃至河南對宋代鈞窯進行調查研究，以便御窯廠仿制。 從雍正八年(1730)年后的檔案可以看出雍正帝下旨燒造仿鈞釉瓷器的記錄頻頻增加，可見其對鈞瓷極為欣賞，見余佩瑾，〈仿古創新〉，馮明珠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2009年，頁227-228。
雍正帝除在藝術上慕古創新外，在思想上也篤信禪宗，對道教方術亦有很大興趣，認為「道教煉氣凝神，與儒家存心養氣之旨不悖」。 此瓶不僅代表雍正時期皇家用瓷在藝術方面之仿古創新，亦體現雍正皇帝倡導之宗教思想，獨具意義。
臺北故宮博物院亦藏清雍正仿哥釉太極八卦抱月瓶一例，尺寸較此瓶稍大，博物館編號中瓷003964N；倫敦蘇富比曾售出一件清雍正仿官釉太極八卦抱月瓶，2006年11月8日，編號173。 另見玫茵堂舊藏一件清雍正窯變抱月瓶，但瓶身無凸飾太極八卦紋，見康蕊君，《玫茵堂中國陶瓷》，卷四，下冊，倫敦，1994-2010年，圖835。
清乾隆 仿汝釉太極八卦紋抱月瓶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書款
估價：HK＄ 5 million - 8 million
來源：重要歐洲私人收藏
扁圓身，直口，頸部兩側飾螭耳，圓角長方形圈足。 頸部有一道凸弦紋，腹部兩面中央膜印太極，周圍凸飾八卦一圈，器身兩側各飾二乳釘紋。 通體施仿汝窯青釉，呈天青色，釉面布滿細密開片紋。 底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書款。
此瓶器形碩大，為清代景德鎮御窯廠陶匠巔峰之作。 此類器形的燒造對胎質比重要求極高，否則容易承受不住窯內高溫而導致變形。 匠人在保留了前朝簡潔素雅器形的基礎上又作出創新輔以膜印紋飾，并且以嫻熟技藝通過對窯內溫度控制，模仿宋代汝窯釉上的蟹爪紋，既突顯了仿汝釉之雨過天青之美，又體現了乾隆帝對宋代御用名窯之追慕。
該瓶器身膜印太極八卦圖，飾「干、坤、坎、離、震、巽、艮、兌」卦，分別代表「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而道家以八卦闡述天地運行之道，并作參透當下、預見未來之用，其意義與當朝天子所負治理天下之重任相呼應。 抱月瓶又稱為扁壺，其器形可追溯至明初，而最初原型則是參照伊斯蘭金屬器，見 John Alexander Pope，〈An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Muslim Style〉，Richard Ettinghausen 編，《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n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Kühnel》，柏林，1959年，頁357-75。
乾隆一朝之太極八卦紋抱月瓶頗為罕見，此瓶襲前朝之風，在器形及紋飾上均延續雍正一朝同類抱月瓶，參看本圖錄中另一件清雍正仿鈞窯變釉太極八卦抱月瓶，編號1；另沈陽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清雍正冬青釉太極八卦扁瓶可作比較，見《沈陽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遼寧，2008年，頁61；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亦藏清雍正仿哥釉太極八卦抱月瓶一例， 博物館編號中瓷003964N。
清朝除雍正帝以外，大部份皇帝倡導佛教，但對道教也有一定的扶持。 至乾隆一朝，雖然清廷對道教活動的限制日趨嚴格，但在為皇帝慶壽時亦有道教儀式舉行，見P.Berger，〈Religion〉，E.S.Rawski 及 J.Rawson編，《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 – 1795》，倫敦，2005年，頁132-133。
「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專場
清乾隆 仿官釉雙系三足魚簍尊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書款
估價：HK＄ 5 million - 7 million
來源：胡惠春家族舊藏
紐約蘇富比，1985年6月4日，編號61
尊撇口，短頸，扁圓腹，平底，底承三乳足，足端飾以鐵褐色。 腹下有一圈共十二個凸起乳釘。 肩部作對稱雙系。 通體施仿官釉，釉色粉青，色澤瑩潤典雅。 底部書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
魚簍尊屬宮廷陳設用瓷，耿寶昌先生認為此類魚簍尊屬于花器，又稱花囊，見《明清瓷器鑒定》，香港，1993年，圖452（4）。 魚簍尊造型始于雍正，至乾隆時期由圈足演變為露胎三乳足式，雍正時期的作品，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茶葉末釉一例，著錄于耿寶昌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北京，2005年，卷1（下冊），圖13。 另見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爵士舊藏一件清雍正仿官釉魚簍尊，現藏大英博物館，博物館編碼Franks.736。 此魚簍尊上的乳釘紋則可能受到宋代御窯作品的影響，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兩宋瓷器（下）》，香港，1996年，圖129。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之乾隆時期魚簍尊有三例：見清乾隆仿汝窯魚簍尊一例，著錄于《故宮陶瓷館：下編》，北京，2010年，圖381；另有一件清乾隆仿官釉雙系魚簍尊可資比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顏色釉》，香港，1999年，圖209，頁231；另有以爐鈞釉燒制而成者，見馮先明、耿寶昌，《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北京，1994年， 圖93；上海博物館亦有一件清乾隆青花纏枝紋魚簍尊可供參考，見《宮廷珍藏中國清代官窯瓷器》，上海，2003年，頁229。
另比較相似的清乾隆仿官釉雙耳魚簍尊兩件，同屬胡惠春先生舊藏，出版于《暫得樓清代官窯單色釉瓷》，香港，2005年，圖31，頁96。 另見玫茵堂舊藏一例，著錄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國陶瓷》，倫敦，1994-2010年，卷2，編號872，后于香港蘇富比售出，2011年10月5日，編號5。 另見紐約蘇富比曾售出仿汝釉一例，同屬胡惠春家族收藏，1985年6月4日，編號60，后由香港蘇富比再售出，1989年11月14日，編號189，著錄于《香港蘇富比二十年》，香港，1993年，頁228，圖323，以及Eskenazi Ltd.，《Qing Porcelain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倫敦，2012年， 編號11。
對于官窯瓷器的燒造，乾隆帝延續雍正一朝求古創新的風格，命御窯廠繼續仿燒宋代汝、官、哥、鈞、定等宋代名窯，皆甚為成功。 其中仿官者釉質瑩潤，釉面或無開片，或有冰裂片紋，又因胎質色黑，更能呈現宋代官窯「紫口鐵足」的效果。 此魚簍尊正是乾隆仿官釉器中又一佳例。
清乾隆 青花花卉福壽雙全如意耳扁壺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書款
估價：HK＄ 2 million - 3 million
來源：傳1890年前法國勃艮第私人舊藏，后由家族繼承
巴黎Oger & Camper拍賣行，2011年3月7日，編號77
壺撇口，短頸，扁圓腹，圓角長方形圈足，頸部兩側對稱飾如意耳。 器身口沿下及腹部側面繪纏枝靈芝紋，器身主體繪纏枝蓮花地并作桃形開光，內繪桃枝和雙蝠，寓意「福壽雙全」。 器底圈足內書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書款。
此式扁壺為清宮御制瓷中經典樣式，始見于乾隆，止燒于道光，其造型由明永樂、宣德官窯青花扁瓶發展而來，青花花卉紋中特別繪制細小斑點，刻意仿明代官窯青花之鐵銹斑。 清代初期景德鎮御窯廠每年按內務府造辦處設計的樣式燒造御用瓷器，秋、冬兩次運送至內務府，稱大運琢器，道光朝內務府造辦處檔中的原名則為「仿宣窯青花福壽雙帶馬褂瓶」。
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一例，見米山寅太郎著，《靜嘉堂寶鑒》，東京，2006年，圖49，頁58；另見南京博物院藏一件清乾隆青花花卉福壽雙全如意耳扁壺，與此壺無異，見徐湖平，《宮廷珍藏中國清代官窯瓷器》，上海，2004年，頁220；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美術館亦藏有一例，見《Beauty and Tranquility. The Eli Lilly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印第安納波利斯，1983年，圖116；香港藝術館曾展出同樣一例，見《華光艸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1973年，圖66；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清嘉慶一例，形制及紋飾與乾隆一朝無異，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紅（下）》，香港，2000年，頁162，圖版148。
香港蘇富比售出一件幾乎相同的乾隆青花扁瓶，2015年10月7日，編號3725，另有一例由倫敦蘇富比售出，2011年11月9日，編號201。
清乾隆 銅鍍金嵌寶石亭式轉花鐘
估價：HK＄ 800,000 - 1.2 million
來源：歐洲私人收藏
此鐘整體造型為亭式建筑式樣，通體鍍金。 瓶形花蕾作鐘頂，鐘上部亭頂四面飾飛鳥，飛鳥下飾團花，四角及頂端嵌銅鍍金飾件。 鐘正面飾鍍金鏤花，正中為白色琺瑯鐘盤，鐘盤四周嵌料石一周。 底座嵌萱草紋一周，底座正面有嵌料石轉花一朵。 底座側面為上弦器。
西洋時鐘的引進是西方傳教士通往中國皇宮貴胄的橋梁。 早在明代末期，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就將西方所制兩件自鳴鐘獻予萬歷皇帝，從此打開了西方使者與上至皇宮貴族、下至黎明百姓溝通的話題，為中西文化交流敲開大門。 清代以降，西洋時鐘不當成為清廷統治者的喜愛之物，亦受到達官顯貴及商販的追捧。
西洋時鐘能夠準確的呈現時歷，這與中國統治者對天文、歷法等相關支持的壟斷和掌握一脈相承。 天子對時間及歷法的掌握，蘊含其君權神授的象征意義，因此受到歷朝歷代統治者的喜愛。 康熙對西方科學技術即抱有極大的熱忱，他曾作詩《詠自鳴鐘》一首，曰：「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如。 輪行隋刻轉，表指按分移。 絳幘休催曉，金鐘預報時。 清朝勤政務，數問奏章遲。 」由此看出，自鳴鐘已成為康熙帝安排生活及工作的必須之物。
猶如其祖父，乾隆皇帝歷來熱衷收藏西洋鐘表及其他奇器，作為其閑逸消遣的高級玩具及奢侈擺設。 此期間宮廷除了大量進口歐洲鐘表之外，亦命宮廷造辦處以及位于揚州、廣州的作坊制作鐘表。 中國工匠挖盡心思，配合黃金、玉、漆、象牙、寶石、紫檀等名貴材料，制作出大量供賞玩的各式時鐘，此轉花鐘正是廣州制作用于進貢宮廷之其中一例。 此轉花種裝飾及形制明顯受到英國時鐘影響，類似一例見日本根津美術館舊藏一件嵌寶石鐘，后于香港佳士得售出，2008年5月27日，編號1511。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藏有一例可資比較，見陸燕貞，《清宮鐘表珍藏》，香港，1995年，頁170；而北京故宮清宮舊藏另一件清乾隆木樓嵌銅活三套鐘，雖為木制，但整體形制與四足與本拍品極為相似，見澳門藝術博物館，《日升月恒：故宮珍藏鐘表文物展》，澳門，2004年，頁297，圖107。 另見香港蘇富比曾售出一件清乾隆銅鍍金嵌寶石塔式樂鐘，2012年10月9日，編號3021。
「宮廷御珍」專場
清中期 紫檀雕西番蓮紋博古圖大屏一對
估價：HK＄ 6 million - 8 million
來源：傳由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收藏，后由家族繼承
屏心為紫檀木制，后配雞翅木框，尺寸碩大。 每屏屏心分別雕上、下一圓及一方形開光，開光外滿工西番蓮卷草紋，紋飾帶有西洋式巴洛克風格，圓形開光由夔龍組成，屏心下部為長方形開光，四面開光內均雕博古圖，琴棋書畫、筆墨寶硯、文房四寶、金石古玉、香爐花器，一應俱有。 雕工精湛，細致驚人，嘆為觀止。
馬塞爾·普魯斯特是法國著名的意識流作家，其代表作《追憶逝水年華》全文共計七卷，是全世界最長的小說。 作品結合作家親身經歷，細膩刻畫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法國上流社會和文人雅士的心理活動，開創「意識流」小說之先河。 馬塞爾的父親阿希爾是知名的傳染病學家，專研對霍亂疾病的治療。 在他服役期間曾多次造訪亞洲，并對控制及治療霍亂做出重大貢獻，并榮獲法國榮譽軍團勛章。
紫檀木料極其珍貴，雖然明代開始為宮廷所用，但后因宮中木料匱乏，便遣使于東南亞尋找紫檀原料存于宮中以供后日使用。 至清朝時，宮中所使用紫檀原料皆為前朝所取。 清代宮廷家具的設計和生產一般都需要按照皇帝的要求制作，整個過程都有內務府及造辦處協調完成。 從《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中的記錄也可知，清廷對猶如紫檀這樣珍貴木料的控制也非常嚴格。 即使內務府順應旨意不斷向民間征收上等紫檀木料，但宮中紫檀木料至十八世紀已經開始匱乏，見郭福祥，《The Art of Furniture-Making in Imperial China, 2nd Century BC - 18th Century》，巴塞羅那，2006年，頁111及113。
此對屏上的所雕西番蓮卷草紋以及貝殼紋飾帶有濃厚的西洋風格，這種風格在雍正至乾隆年間清宮家具中已經十分流行。 自十七世紀開始至道光時期，清代統治者逐漸對西洋文化產生興趣，并在清宮建筑及藝術裝飾上得以體現，其中以圓明園最為聞名，而當時園內所陳設的家具及藝術品，亦有明顯的西洋風格。 當時宮廷的木匠大多來自廣東和蘇州，他們進入造辦處后不斷將各地家具工藝融會貫通，形成了「京作」。 此對屏之雕工融合不同風格，而當時制作所耗之工、之時、之料不可估量。
貝類紋飾多見于法國洛可可風格裝飾藝術之上，清朝統治者亦將其借用于皇家宮殿之上。 如在圓明園海晏堂的建筑上即可見到很多貝類裝飾，見一幅1786年印海晏樓銅版畫，著錄于《圓明園：大清皇帝最美的夢》，臺北，2013年，頁258-259，圖V-10；另見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清乾隆紫檀西洋花紋扶手椅，其靠背上亦雕有貝類紋飾，參看《故宮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下）》，香港，2002年，圖39。
清式家具的工藝和風格可算是在雍正、乾隆兩朝奠定。 社會整體的審美觀從崇尚簡潔演變為追求華麗繁縟，加上當時西洋工藝傳入中國，所生產出的家具都有明顯的時代風格。 本拍品有著承先啟后、仿古創新及具備東西文化的特色，就像在官窯瓷器和玉雕上看到的風格一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重華宮紫檀屏風八扇，所飾的博古紋與本對屏風可作對比，見《故宮建筑內檐裝修》，北京，2013年，頁148-151，編號129。 另外，本對屏風上所飾之開光龍紋也具有明代遺風，可對比倫敦維多利亞及阿伯特博物館藏一桌，定為1550-1600年，見C.Clunus，《Chinese Furniture》，香港，1988年，頁57-59，編號47。
紫禁城重華宮西次間家具陳設里北墻靠墻有一紫檀雕花頂豎柜，其紋飾與本拍品可資對比，唯重華宮之例雕刻較為淺，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下）》，香港，2002年，圖版260；也參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清中期紫檀嵌樺木柜格，下部對開兩門的門心正中所雕的折枝牡丹紋與本拍品相似，同樣也是在周圍雕西洋巴洛克花紋，見《永樂文淵 – 清代宮廷典籍文化藝術特展》，澳門，2007年，頁463，編號149。
另參考一對清乾隆紫檀椅子，也飾有西洋巴洛克風格卷草紋，售于香港佳士得，2008年12月3日，編號2503。
清乾隆 銅胎掐絲琺瑯仿古饕餮紋大尊
估價：HK＄ 900,000 - 1.2 million
尊圓形，唇口，豐肩，口沿下及肩部飾如意云頭紋一組。 頸部及器身飾仿古饕餮夔龍紋，器身近足處以綠琺瑯為地色，飾纏枝蓮紋。 器底為凹，以掐絲琺瑯飾冰裂紋。
乾隆皇帝在藝術上主張仿古之風，極其重視宮中所藏商周清宮彝器，并對前朝特別是明代景泰年間所作銅套掐絲琺瑯器尤為欣賞，并特意下旨命造辦處照《西清古鑒》仿之。 此尊仿漢代青銅饕餮紋尊，結合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工藝，融合如意云頭及纏枝蓮花等新元素，凸顯乾隆一朝宮廷掐絲琺瑯慕古創新之風。 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清乾隆掐絲琺瑯獸面紋出戟罍，《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琺瑯器編3》，北京，2011年，圖81。 與此尊類似的如意云頭紋，見瑞士皮埃爾·尤爾德理舊藏，《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紐約，1989年，圖228。 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藏一件乾隆仿古尊，可資比較，B.Quette編，《Cloisonné.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紐約，2011年，頁92，圖5.20。
此尊體型碩大，其尺寸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另一件清中期銅胎掐絲琺瑯壽桃大尊基本一致，見《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琺瑯器編3》，北京，2011年，圖79及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