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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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筆 / 楊東曉）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學的朱大可參加了在操場上舉行的一場流氓犯宣判大會。
臺上那個外校高年級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穢手抄本，在這本壞書的影響下，開始追求自己的親姐姐，想仿效書上的情節耍流氓。他的姐姐不從，哭著把他告到了派出所。這個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頓，又放了出來。但是他不僅不思悔改，反而遷怒到親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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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大喇叭，用義正言辭的聲音宣判：“死刑”。而臺上的男生居然沒有一般死囚臨死前的懼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時脧往臺下，大約是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面孔，他呲著牙笑了。他已經被各所學校的大喇叭宣判過多次“死刑”，只因沒有完成各校示眾這一“使命”，才一直沒有拉去槍斃。
37年后，當這個案件再次被提起時，作為研究者，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藝軍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被判死刑的中學生當時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幾歲？
罪犯被帶走，臺下的受教育者們，在經歷了近四十年的時光后，再也無法回憶起這個高年級學生被“宣判”時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歲還是18歲？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那個時候的“流氓們”
《少女之心》第一次傳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這時，他已高中畢業，進廠當了青工。他在偷看這個小薄冊子時，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選的紅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懷疑。
那本至今沒有作者現身的手抄本，在當年，大約有上億人閱讀、傳抄過。但誰敢承認自己看過《少女之心》呢？那個時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淪為有“流氓”之嫌。
電影《山楂樹之戀》劇照。男女主角過河以樹枝代替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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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涇浜上海，市民一直習慣于用西式的發音來表達一些內容用漢語不太容易表達的內涵，比如，用“來賽”這個發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類似發育成熟、行為開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馬格”這個發音(mug，有臉、嘴、搶劫、流氓等含義)表示男流氓。
在那個禁欲的時代，“流氓”一詞在中國有著過于廣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國，同性戀也是“流氓”。朱大可隱約聽到人們悄悄耳語，某某人是個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藝軍此時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當預審員，他回憶說，被當作流氓抓進來的，“一問他，百分之百都看過《少女之心》。基于此，后來公安機關就認為，凡是流氓都看過《少女之心》，倒推過來，凡是看過《少女之心》，就會變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間就有了固定的因果關系”。
“當時中國還沒有犯罪學的研究，在沒有對照組數據的情況下，就用這種線性思維。其實這種判斷并不正確”，皮藝軍說：“那時候沒有人對未犯罪的少年進行調查，統計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過《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當作影響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黨研究青少年犯罪問題。青少年教育問題工作者廖嶺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聯通訊》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與性愛心理初探》一文中寫道：“據某中學一個班級的不完全調查，43名學生中，承認看過《少女之心》等黃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學生甚至在上課或自修課里抄閱這類書刊”。但是這些孩子并未犯罪。實際上，大多數傳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為追查其它案件時被連帶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