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代表委員們的名牌加身,還是分組討論中的激烈爭辯,奢侈品無疑是今年兩會上的關鍵詞。
3月7日上午,在全國兩會會場上,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再提奢侈品降稅,由頭是去年全國兩會時他提交的一份呼吁降低奢侈品進口稅的提案。這份提案中,有他出資200多萬元聘請尼爾森公司做的境外奢侈品消費調查數據,而財政部隨后的回復卻讓他覺得被“糊弄”了。
財政部回復的確切意思是關稅對于奢侈品價格的“貢獻”一般只是2%,而非關稅稅率本身只有2%。王健林開始質疑,既然奢侈品關稅只占2%,那為什么消費者從海外購買商品,被海關發現后要征收20%的稅?
世界奢侈品協會發布數據顯示,僅2012年春節期間的一個月內,中國游客在海外消費奢侈品就達到了72億美元,這一時期內,國人在海外消費支出是國內市場的4倍之多。這一數據使得奢侈品關稅再次成為今年兩會上的熱點。
據了解,目前我國對奢侈品主要征收的進口商品消費稅30%,增值稅17%,關稅4.4%至60%不等,奢侈品入關綜合稅率至少在50%以上。
代表委員呼吁
除了王健林以外,多位代表委員也都提出希望降低奢侈品關稅,將流失的大量海外消費變成內需。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天津市委會主委歐成中認為,適度降低進口消費品的關稅,把富裕人群的境外消費引回國內,拉動國內零售商業繁榮,國家財政可能會失之東隅,卻能收之桑榆。
歐成中在發言中提到,據我國2011年新修訂的進境物品關稅稅率表規定:進口高檔服裝關稅一般達到130%、皮鞋一般達到100%、箱包一般達到100%、化妝品一般達到50%,況且在國外購物還能享受當地退稅,二者相比,消費者必然會做出自己的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也認為,應該進口高檔化妝品、箱包、首飾和手表,大力度降低關稅,以達到刺激內需的效果。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經濟學家張兆安、全國人大代表中興—沈陽商業大廈(集團)董事長劉芝旭等代表均表示贊同。“事實上,高稅收并不能真正抑制對奢侈品的消費需求,也很難起到向富人征稅、調節分配、維護社會公平這樣的作用。”劉芝旭說,隨著我國高收入高消費的群體正在形成,而且不斷擴大,對奢侈品的需求已經是剛性。高稅收只能導致消費外流,不能抑制國內的消費,而且還會影響相關產業的發展,減少就業和稅收。
部委博弈
關于奢侈品下調關稅的呼聲由來已久,從有關方面的表態來看,這一政策仍在相關部委之間協調。
商務部認為,與其讓國內的富人跑到國外去買奢侈品,拉動人家的“內需”,不如把這些富人的消費留在國內,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財政部則認為,降低奢侈品關稅會沖擊國內企業,影響民族工業的生存和發展,加劇收入分配不公。迄今為止,財政部和商務部仍然各執己見。
不過,在商務部、財政部圍繞是否降低奢侈品關稅進行了幾個回合的交戰之后,財政部做了微小的讓步:今年1月1日起,財政部對包括護膚品、嬰幼兒奶粉等在內的730多種商品實施較低的進口暫定稅率,其中可以被劃歸為奢侈品的進口護膚品關稅從6.5%下調到了5%。
僅僅1.5%的關稅降幅并未給這些護膚品帶來一股新的降價熱潮,反而在歲末年初輪番上演漲價潮,包括SK-II在內的多個知名護膚品牌先后漲價,提價幅度最高超過10%。
降稅不等于降價?
關稅下降了,護膚品卻漲價了,這一現象讓很多人認為關稅下調奢侈品價格仍會居高不下。
“就算把稅率降到零,奢侈品的價格還會是那么高!”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孫毅彪在上海代表團發言時語驚四座,他認為,奢侈品的品牌商有意給國內消費者一個全球最高的定價,實際上,關稅只占到奢侈品售價的3%-4%。
孫毅彪說,國際上的奢侈品一般都會有多種價格,針對不同的國別和市場,分別有紐約價、法國價、日本價等等。而對中國,那些國際奢侈品品牌商定價是最高的。
孫毅彪的觀點也有一定的道理。記者調查發現,在被稱為“免稅天堂”的香港,很多奢侈品的標價往往和內地相差不多,只是貨幣不同。例如香奈兒的Classic Flap系列中號皮包,香港的定價35900元港幣,內地的定價34500元人民幣;而Fendi的PEQUIN條紋單肩包,香港與內地定價幾乎一致。這似乎印證了奢侈品廠商的定價“潛規則”,就算降稅甚至免稅,依然不會影響他們的定價。
那么為什么還有很多人去香港購物呢?顯然并不僅僅是因為匯率的差別。
去過香港購物的人都會發現,一些剛剛過季的產品就已經在通過OUTLET(折扣店)打折處理,包括GUCCI、Prada等品牌都會出現大折扣甩賣的情況,所以到香港可以“撿”到白菜價的奢侈品。
正是因為稅收上的差別,才使得香港奢侈品有了更多的降價空間。相比之下,由于稅負比較重,在內地幾乎很少見到奢侈品打折出售的情況。由此可見,下調關稅對于奢侈品的價格仍然有一定的影響。據世界奢侈品協會測算,如果中國進口關稅下調,至少將引起70%境外消費回流,對擴大內需意義重大。(本報見習記者 福蒙蒙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