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一名來自河南的考生在網絡上對北大表示了不滿。事件緣起該考生在符合國家專項計劃招生條件下，被北大提檔后又三次退檔。理由是“高考成績過低，據我校教學強度，若錄取該生，考生入校后極有可能因完不成學業被退學”。而后在輿論的發酵下，河南省招生辦公室和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經協商溝通，兩名退檔考生最終補錄進入了北大。
有些人認為國家專項計劃本身就是不公平，在此基礎上北大基于分數公平的原則而退檔是合理的。筆者覺得恰恰相反，要評論事件，首先要說明一下引發事件的國家專項計劃。國家專項計劃是為了主要招收邊遠、貧困、民族等地區縣以下高中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的農村學生而制定的政策，招生計劃不少于有關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規模的2%，其招生方式有點像過去的定向招生。
（圖片來自網絡）
國家專項計劃的實施背景是關于寒門子弟考取重點大學機會少、入學難，重點大學農村生源比例不斷下降等問題和現象。特別是據統計，頂尖大學的農村生源比例正在呈逐年下降的趨勢，這直接引發了社會“底層上升渠道變窄、寒門難出貴子、貧窮代際相傳等”等教育公平上的擔憂。
導致這一切的固然有貧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教育上天然差距的原因，比如：富裕家庭的學生可以不必承擔過多的家務勞動，有充裕的資金和時間實現其興趣上的愛好和進行額外的學習；而來自農村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營養上、與家長相處時間上、受激勵的次數上和進入重點學校的機會上都是遠遠低于和弱于富裕家庭學生的等等。
但是其原因也并不完全是經濟和社會因素，政策因素也是導致名校寒門學生減少的主要原因：近年來高考由于逐漸向所謂的“素質教育”傾斜，也越來越多地對來自農村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產生不利，這種由家庭經濟因素造成的教育不公平最終直接體現在了錄取率的問題上。特別是自主招生政策，自主招生不僅花銷巨大，其車費和住宿費對農村學生而言難以承受；同時還看重各種競賽獎勵、論文發表和特長，城市學生在這一點上顯然更有利；另外很多開放性題目的設置對于社會視野相對狹窄的農村學生不利。這些客觀存在的條件都降低了農村學生的競爭力。
從政策學角度來說，當一項政策無意中對少數人形成負面影響時，那么應當設置對應的補償措施。顯然，國家專項計劃正是作為素質教育和自主招生政策的補充，用以平衡寒門學生進入名校機會減少問題的。
那么既然國家專項計劃目的很純粹，是為了提高寒門學生進入名校的機會，北大退檔的行為就顯得很不厚道了。你不能一邊為寒門子弟打開門，一邊還再加個“為對方考慮”的門檻，這違背了政策設置的初衷。況且從邏輯上講，一個學生是否學業能跟得上，是他個人的事情，北大不應也不能假設一個人以后的學習成績。從義務層面上來講，北大退檔的做法就更不合理了：好好學習完成學業是學生的義務，幫助學生完成學業是學校的義務，“我覺得你不行所以幫你放棄”不僅是權力僭越，更未能盡到自己應盡的義務。
而且就退檔一事來說，北大也確有“嫌貧愛富”之嫌。翻閱往年的國家專項計劃新聞，我們還能看到各校方努力幫助通過國家專項計劃入學的西部低分學生、少數民族學生，其中包括了完全沒接觸過電腦的、從沒接觸過現代化教學設備的、沒有城市生活經驗等等可以被視為“綜合素質不高”的學生。此外，這幾年因為志愿填報較少，北大醫學院在某些省份還出現過壓一本線分數錄取的情況，但是這些學生都沒有被退檔，而且也完成了學業，恰恰是今年河南這位考生被找了個由頭退檔了，北大的想法我們也可以大概揣摩出來：一方面是把國家專項計劃當做了自己給予對方的福利，既然是福利和饋贈，那么自己自然有收回的權力；另一方面，分數線是一定要保證的，學校的招牌是學生質量打造的，而西部地區考生有西部政策罩著，少數民族考生有民族政策罩著，唯河南考生算得上爺爺不親姥姥不愛了，若不是和河南省招辦的拉鋸過程被人違規發到了網上，恐怕這事也不會有人知道。
所以筆者認為，在北大退檔行為的背后，其退檔的想法，以及社會一部分支持退檔的“唯分數公平”聲音更為可怕。布萊恩曾在《社會正義論》一書中提到，“一個公正的教育體系可以導致父母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對子女機會的影響降至最低”。但實際上，我國當前的教育體系幾乎在所有方面都擴大了父母們在教育、資金和較高期許上的優勢。這其中更讓人擔憂的是，在接受教育和成長的每個階段，那些落后的學生甚至還存在著進一步落后的趨勢。要改變這種現狀，只能從改善教育制度和實施新的政策上入手。換句話說，也就是不打折扣地深入推進國家專項計劃。
教育是改變自身現狀，進行階層流動的最后稻草。因此，如何保護弱勢群體子女的受教育權不僅是教育改革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必須要及時解決的問題，也是社會發展必須要解決好的問題。公平也好，以人為本也罷，都需要制度來解決，而不能靠執行者自我意愿。國家專項計劃既然為寒門學生打開了一道門，那么執行者的角色理應是門后迎接學生的主人，而不是嚴防死守的門衛。
(作者：王亞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