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功成:我們需要慈善事業和慈善家

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教授。

鄭功成：

大家好，謝謝主辦方邀請參加一年一度的國際慈善論壇。今天講什么呢？我還是想從宏觀方面談自己一些看法，我本來想講半個小時，但是我兩點半要離開這里參加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會議，我只能簡單講我幾個觀點。

改革開放已經30年，物質基礎已經相當豐厚，汶川地震國人爆發的捐獻熱情，表明我們國家的道德基礎還是非常深厚的，我們的物質基礎、經濟能力也是非常雄厚的，所以慈善事業進入一個黃金的發展時期，進入這樣發展階段。在這樣一個黃金的發展時期，就得有好的慈善事業來促進發展，今天有很多宗教的朋友，宗教是慈善之母，宗教在這方面的示范作用會在中國慈善事業未來發展中起到更好的引領作用。

我想講三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需要慈善事業和需要慈善家，第二個問題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關鍵在于四個制度，法制、理智、機制、稅制。第三個問題是我們當務之急是什么。

我為什么強調我們要發展慈善事業，我們需要慈善家？是因為我們國家處在這樣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很重要特征是中國經濟發展經過30年的積累，已經積累到一個較高的發展階段，站在較高的經濟發展平臺。在這個較高的經濟發展平臺上，我們看到了貧富差距不僅客觀存在，而且在不斷的拉大，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也在持續擴大，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對慈善事業的需要就較貧困的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有多種調查表明，現在貧富之間差距較大，已經引起了不同社會階層人的心理對抗。前兩年我組織進行了社會調查，調查的結論有點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不管是30年來改革開放利益受損的群體，認為社會不公平現象嚴重，我們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分的利益最多的群體也認為社會不公正，就是因為貧富差距的存在和擴大。我們從網絡的民意表明不同社會階層的心理對抗已經較為嚴重了，為什么？貧富差距導致如此嚴重的心理對抗，其中很重要原因是和慈善事業相關，為什么美國貧富差距很大，為什么美國貧富之間心理對抗相當平和，而沒有我們講的既有仇富的心理，又有仇窮的心理。美國政府社會保障了底層基本生存條件，富豪階層自覺自愿的捐獻，樹立了自己較為高尚的道德形象。所以比爾蓋茨在美國是安全的，在中國前100富都是不安全的，包括黃光裕先生，我聽說他后面有很多保鏢。這都是跟慈善事業有關系。有人說我們國家社會保障制度能不能緩解貧富差距，但是不能從道德、精神和文化上化解貧富之間和社會階層之間的對抗，唯有慈善事業可以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起到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所以，這是一個敏感的時期。改革開放30年，目前公眾有一些不滿情緒，是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好的分享到國家經濟發展的利益，我們的機制不太健全，慈善事業滯后，造成今天這樣的格局。所以，今天不是鼓勵大家創造更多的集體財富，這個不需要太多鼓勵了，因為30年前已經讓我們效率某種程度上演變程度唯利是圖，現在很少有人關注全民利益。我們以前說打破大鍋飯，但是把社會公平也打破了，現在的媒體也要實現轉變，由過去弘揚表揚創造財富的英雄，要轉而宣傳表彰樹立慈善典范，如何讓人分享承擔社會責任，我們需要慈善家來改良我們社會氛圍，重塑新時期的道德。沒有慈善事業不可能有和諧社會，制度是剛性的，不可能解決人心理的問題，沒有慈善家，社會氛圍不能得到改良，我們現在有一些危險的傾向，盡管在價值多元化的條件下，過分考慮個人利益傾向泛濫成災。

我在去年慈善論壇的時候講，我們的理念是建立在平等、博愛、互助、分享這八個字的基礎上，我們現在需要慈善事業，但是需要的是現代慈善事業，不是傳統的慈善事業，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東西是需要揚棄的。我到香港也好，到臺灣也好，到日本也了解一些慈善機構，發現募集資金和救助分離，包括只有通過機構才能行善，個人行善是不符合慈善事業的，因為個人行善會造成救助者和受助者心理的不平衡。所以，救助者和受助者之間由機構進行，淡化了這種關系，增進了平等，現代慈善事業首先是講平等，然后是講博愛，現在有親疏遠近之分，但是慈善事業強調的是博愛，不分親疏遠近，救濟有需要的人。第三個理念就是互助，慈善多數情況是互助行為，我們中國的慈善事業是貧民慈善，貧民慈善體現出來的就是互助，就是你幫我，我幫你，有錢出錢，有力處理，如果只是富豪搞慈善，那就不是互助。我們看到發達國家和地區更主要是一種互助，是理性的平民慈善，公共大眾參與。所以，我強調現在慈善事業應該是一種互助行為，所有人參與其中。第四個理念是分享，這個是我們老祖宗提倡的，與人分享應該成為一種時尚，但是這種時尚沒有形成，與人共享，共享的價值觀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應該成為一種時尚。所以，我們需要現代慈善事業，用這八個字的理念評價，中國還沒有達到這個標準，還是有一定距離，我希望慈善界的朋友好好總結一下，按照傳統的理念做慈善事業取得短暫的成功不可能長久的發展，不可能成為長盛不衰的事業，但是現代慈善理念的奠定可以奠定這個事業長盛不衰，現代慈善理念指導下的現代慈善事業離不開現代慈善家，現代慈善家是強調財富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取之于民，反饋于民。所以，應該把慈善事業看作是自己回饋事業的一個途徑。也有平等、博愛、互助、分享的理念。

第二，我講中國慈善事業發展需要法制、理智、稅制、機制，在現代社會的慈善事業要得到很好發展，必須建立在法制條件下，因為他跟國家的其他制度不太一樣，其他的制度可以借助公權推廣，慈善完全是建立在自然人基礎上。我們國家現在的政治條件已經改進了很多，成為很重要的推動力量。經濟條件完全具備，30年代GDP3600億，現在超過30萬億，不要說國家財力，個人資產已經是30萬億，金融資產10萬億以上，所以起碼有40－50萬億。去年汶川地震大家捐贈700多個億，去年全年捐贈達到1100億，這是無法想象的，但是一夜之間就是這樣了，就是經濟條件也具備了，民間也有積極性，現在的各種基金會也像雨后春筍一樣，是萬世具備。我們差什么？首先是法制，因為法制要解決慈善事業規范性問題，要解決機構獨立性問題，要解決投資途徑問題，還要解決監管問題。現在沒有法制，慈善立法要加快進度，沒有法制的事業不是可靠的事業，沒有法制的事業一定是不健康的事業，就像社會保障一樣，我們缺乏法律，我們靠文件，靠通知，甚至是政府領導指示，這樣一個事業如果是正常的事業就反常了，如果是不正常的事業就是正常的，慈善事業也是一樣。在目前法制規范條件下，我們慈善機構真正程度現代慈善機構，慈善事業長足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我們要解決慈善機構的合法性問題，結構機構發展的問題，都是需要在法制的條件下。所以，我把法制擺在首位，我也在呼吁加快慈善立法。

第二個是理智，就是監管的理智，解決慈善事業的規范有序問題，要維護秩序，要糾正市場，要制止一些濫募捐的現象，政府就有一個定位，是管理者、領導者、支持者、監督者、參與者，如果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就不正確了，政府應該是慈善事業的支持者、監督者、參與者，香港財政機構80％的資金來源是政府撥款，但是政府不是他的領導者，他只是支持的作用。所以政府有一個定位的問題，政府要到位，現在到位了沒有？還沒有到位。民政部將來會進一步規范自己的職責，進一步到位，但是現在還沒有到位。以去年汶川地震為例，全國各個單位，甚至個人都能募捐，一方面說明我們有一個深厚的道德基礎，另一方面說我們民間財力很雄厚。但是，我了解到去年汶川地震捐獻達到700億，是不是真正有很高效率？在我這里打一個問號。我舉一個例子，有一所中學有4個多億，一個中學怎么可能用得了四個多億。還有一種現象，我在前年就批評過，有記者問我現在有網上募捐的，有網上賣腎的，我說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嚴厲禁止的，因為任何人任何機構都在募捐，一定把正常的規范的慈善機構的信譽影響壞了。我們知道只有一個機構干了一個不良的事情，整個慈善界的聲譽就會失去，一個慈善機構如果沒有了公信力就沒有生命力。所以，我們政府要做這個事情，現在的體制沒有理順，監管機構的專門職責，要扶持合法的慈善機構健康發展，也要制止違規的非法募捐，這樣慈善機構才能健康發展。否則，現在太容易了，一個學校、一個組織搞個人募捐，真正慈善機構發展不了，慈善事業不能發展。按照這樣的狀態下，我們慈善事業得不到健康發展。

第三就是稅制，包括財政和稅收，稅制得不到落實，慈善發展就沒有激勵，大家現在我們的稅制沒有建立。我們財政對慈善機構有沒有支持？我們不能希望中國大陸像香港一樣，但是我們的政府也要對我們的慈善機構進行支持。我知道一些慈善家辦慈善事業辦的傾家蕩產，就是因為沒有政府的支持。我們建立慈善事業的目的最終是為了讓我們需要幫助的對象能夠有基本生活保障，至于是在官辦慈善機構還是民辦慈善機構，這是次要的事情，我們辦的事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如果根據這樣的理論，政府公共財政職能是跟著服務對象的人頭走，而不是跟著機構走，這樣慈善機構如果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就會發展的更好。

第四個是機制，要解決公信力的問題，要公開、透明，要有外部監督，有行業自律。我記得在一個會上講過，我在香港問一個慈善機構，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好像只是秘書作用，真正起作為的是機構之外的人，這個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不是取決于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而是取決于慈善機構之外的有道德的人士，現代慈善事業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不要把慈善機構和慈善工看成是道德模范，而應該是普通的職業，普通職業沒有那么大吸引力，所以他需要慈善機構之外有道德、有影響力的人士保證這個機構的運行。所以，慈善機構是開放的，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不僅是依靠這個機構的內部，而是依靠機構的外部。當務之急，就在于立法定規，只有立法才能解決慈善機構規范性問題，只有立法才能有財政的激勵，只有立法才能讓慈善機構在法律規范有序軌道上運行。

最后一個問題是當前做的工作，一個是推進立法，慈善法應該盡快進入審理機關的視野中，慈善法看起來簡單，但是很復雜的，包括它的定位，一個是行業自律很重要，沒有一個行業，沒有形成維護慈善機構的利益。就像去年汶川地震，如果700億都是慈善機構募捐的，肯定是會有更高的效率。所以，行業要有自律，現在在我們國家的行業是失控的，比如出現奶粉事件，他沒有道德，沒有行規，慈善事業應該有行規。我最近看到北京市成立一個慈善聯合會，這個很好，這樣才能約束慈善機構行為，才能規范非慈善機構的慈善行為。我過去碰到一個慈善家講他很光彩，講我搞十多年慈善從來沒有向政府要一分錢，我不知道表揚你還是批評你，應該批評你，我們應該爭取公共資本，公共資本加上民間資本，慈善事業才能發展。所以，公共資本的分享不能是我一個人講，應該更多的人，需要慈善機構。還有一個是共同努力把慈善變成我們新的時尚，要營造輿論社會氛圍，要樹立慈善榜樣。

最后是結論，基于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氛圍來講是很有利的，我們的慈善事業一定會得到大發展。我們慈善事業的戰略目標，2012年、2020年、2040年，不低于GDP的0.5％、1％、2％，志愿者服務不低于22％、50％、70％，這樣參與慈善才能成為我們新的時尚。第二個是社會保障事業要和慈善融合，慈善事業在未來會走向兩個方向，一個是成為社會保障機構，一個是轉型為公益事業，支持文化、教育、環保事業。所以，我對慈善事業發展充滿信心，中國慈善事業一定有大發展，現在是黃金時期，但是如何利用好黃金時期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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